第二，绝对个体概念的危险性还表现为它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普遍性。

为了阅读方便，这里先叙述本书的基本线索3： 1，首章是一篇导论式的文字，它从重新检讨《庄子》的文献公案入手，接受了从王夫之到张恒寿、刘笑敢等人对内篇主要为庄子所作的论证。在这个世纪之交，试图摆脱这种状况的倾向开始出现。

宋明是新儒学鼎盛，但同时也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虽然一般被认为很古老，但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则非常年轻，它是本世纪才建立、发展起来的。不只是患得患失之情，还有贪生怕死之情，都得忘掉。6，《齐物论》开篇的"吾丧我"是齐物我的形象化描述，它同《庄子》内篇其它地方的"无己"、"心斋"及"坐忘"大同小异，都可看作对某种精神修炼的摩状。视万物为一物（或纯物），是非之争就失去依据。

10，《庄子》流行于魏晋，但不止于魏晋。3，以《齐物论》为中心，借庄子同老子，公孙龙及孟子的分别比较，不但可以了解《齐物论》思想的"思想"背景，同时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百家争鸣"时代的某种斗争态势。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茍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既然儒家两千多年一直是指以孔子为祖师、信奉孔子学说的思想流派，那么将这个流派的学问统称为儒学就不会引起任何思想混乱。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握儒家思想的系统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系统性就体现为仁义思想的一贯性，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

一 儒作为一个群体，经历了由职业到身份再到学派的衍变。乡里为之语曰：道徳彬彬冯仲文。

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甚至算卦、看风水也谓之国学，它从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确切含义。最后有儒家的称谓，特指孔子创立的学派。

其理由是：如同哲学、美学、数学、伦理学等等学所显示的，既然某某学之为学是以某某来揭示该学的内涵与限定该学的外延，那么称儒家的学问为儒学就不合理，因为：（1）儒学实际上不是关于儒的学，因为儒是职业，不是学，将儒与学构成复合词儒学，不合法。进入专题： 儒学 。无论是系统的知识还是系统的思想，又可以统归于系统的学问。以这二点论，我认为儒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相比，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

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但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

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晩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既然它在内涵上始终是明确、稳定的，人们使用它，从未引起认识上的混乱，那么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其合理性呢？。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儒学一词用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严格言之为儒家系统的学问）已沿用了二千多年，其合理性本来是不容质疑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现今有些学人，在质疑国学称谓合理性的同时，竟进而质疑儒学称谓的合理性，强调儒学不是学。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史实：在我国，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已沿用了两千多年。为什么不会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因为读者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很容易区分同一个儒学概念的不同称谓。

汉儒又将儒学称为儒术，但汉儒不是在儒家的学术这个意思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是用之作为儒学的别称。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

相同的地方是它们之被认同，都具有约定俗成性。我认为，就儒的起源而论，儒、儒者、儒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先有儒的称谓，是指职业。

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地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何以见得？请先看这么一句：儒学于儒学授儒学。必须指出的是，就明清时代所使用的儒学而论，尽管用同一个概念表达两个含义，或以它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以它称谓儒家学问的教育机构和掌管该机构的官吏，但事实证明它也不曾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

《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59卷之《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徳，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但后来学问一词，又往往指正确反映事物的系统知识，而学术则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

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髙。

相同的地方是它们之被认同，都具有约定俗成性。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

需要指出的是，汉儒以儒术别称儒学，也不足以说明将儒家的学问称为儒术要比将之称为儒学更合理，因为：在汉儒那里，儒术这个概念的使用，不是为了取代儒学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调儒学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为了政治目的，汉儒有意将儒学从一种知识（学）系统变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术）系统。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又怎么会理想在于成就儒士人格。

儒家的学问，当然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过程，所以它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之各派的学术。有学人认为，儒学原指学塾，而非指一种学术或曰学说。

既然不应该、也不能否定历代儒家在根本思想上存在一致性（具体列举的话，起码可以列举三点：以孔子为祖师，以仁义为思想根本，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的思想资源），那么将各个时代的儒家的学术思想就其一致性上统称为儒学，就不无道理。所谓系统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在根本思想上的一致性，或者说思想之取向上的一致性。

与《富国》﹑《非儒下》篇直接论及儒术的具体含义不同，《迹府》篇中的论述并没有直接涉及儒术的具体含义：龙曰：‘先生之言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由此不难明白，墨子以儒术称谓孔门儒家的仁义学说，是含有批评意味的。